十年前，随着默沙东Keytruda（K药）与百时美施贵宝（BMS）Opdivo（O药）两款PD-1（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相继获美国FDA批准上市，已在肺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种恶性肿瘤治疗中展现显著疗效，更重塑了相关癌种的标准治疗格局，拉开肿瘤免疫治疗的行业大幕。
如今，随着部分关键专利临近到期，叠加生物类似药的涌入与国产PD-1的出海拓展，头部产品的市场份额持续面临挤压。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默沙东总营收486.11亿美元，其中K药销售额达233.03亿美元，但同比增速已放缓至8%；BMS同期累计收入356.92亿美元，同比下降1%，O药实现收入73.56亿美元，同比增长8%。
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也推动肿瘤免疫治疗进入2.0时代，例如默沙东通过布局“IO+ADC（肿瘤免疫+抗体偶联药物）”联合疗法抢占赛道高地，BMS、辉瑞等跨国药企加速推进相关临床研究，复宏汉霖、荣昌生物等国内药企也纷纷推出“国产方案”，一场覆盖中外药企的IO+ADC赛道竞赛已然打响。
这场关乎肿瘤治疗未来的行业角逐，目前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跨国药企领跑
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全球肿瘤药物市场规模持续扩容，从1680亿美元增长至247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0.2%，持续占据医药行业首要细分市场地位。市场内部结构性分化趋势明显：曾作为增长核心的PD-1抑制剂红利逐步减弱，而ADC领域增长迅猛，全球市场规模突破35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1.7%，肿瘤治疗已进入以“ADC+多靶点”为核心的多元竞争时代。
面对市场格局的变迁，手握昔日“药王”K药的默沙东也在加速构建“PD-1+ADC”的治疗矩阵。2020年，默沙东通过收购VelosBio获得ROADC药物；2022~2023年间，先后与科伦博泰、第一三共等企业合作，引进TROADC、HEADC、B7-ADC及CDADC等多款在研产品；并于2023年与Therapeutics合作开发新一代降解抗体偶联药物……
默沙东的密集动作，核心逻辑在于通过联合疗法延长K药的生命周期。科伦博泰曾在2023年2月披露的一份投资者交流纪要中提及，默沙东看重科伦博泰ADC，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看重与K药联合的潜力，此外，可以通过与K药的联合将本来仅限于末线使用的人群，推进至一线甚至更早期人群。
临床进展方面，2023年4月，FDA加速批准K药联合Padcev（维恩妥尤单抗，靶向Nectin-4的ADC）一线治疗不适合接受以顺铂为基础化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la/mUC）患者。这是首款获批治疗该适应症的PD-1抗体与ADC的联合疗法。
而在日前召开的2025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默沙东发布KEYNOTE-905最新研究进展。据悉KEYNOTE-905研究旨在评估不适合顺铂化疗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中，与单纯手术相比（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围手术期联合使用帕博利珠单抗与维恩妥尤单抗方案的治疗效果。
数据显示，在一项针对不适合或拒绝顺铂治疗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的研究中，K药联合Padcev在新辅助、辅助治疗阶段均展现出显著临床获益：联合组较单纯手术组疾病复发、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约60%，病理完全缓解率（pCR）高达57.1%（vs 8.6%）。
默沙东实验室高级副总裁、肿瘤学全球临床开发负责人Marjorie Green博士表示，“KEYNOTE‑905 研究评估了帕博利珠单抗与维恩妥尤单抗在该疾病的更早期阶段的联合应用。基于目前的数据，该联合方案未来可能改变临床实践，有望为该患者群体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随着“PD-1+ADC”持续释放的巨大市场前景，不少跨国药企也纷纷布局以PD-1抑制剂为基础的药物联用。BMS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简称“O+Y”）的双免组合在今年3月新增适应症，适用于不可切除或晚期肝细胞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成为中国首个且目前唯一获批的肝细胞癌一线双免疫联合疗法。由此，中国晚期肝细胞癌的治疗步入“双免时代”。
国产创新突围
面对“PD-1+ADC”的赛道热潮，中国创新药企快速跟进，凭借自主研发实力实现关键突破，同时行业竞争也向“双抗/多抗+ADC”的进阶方向延伸，成为全球肿瘤治疗创新的重要力量。
日前复宏汉霖公布了其PD-ADC HLX43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关键更新数据。经研究者评估，在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2mg/kg，n=33）中，HLX43的客观缓解率（ORR）达33.3%；EGFR野生型非鳞状NSCLC患者（n=19）的ORR达47.4%；在晚期的脑转移NSCLC患者（n=10）中，HLX43仍带来了显著的治疗获益，ORR为30.0%，疾病控制率（DCR）达90.0%。且安全性良好，血液学毒性低。这些数据为HLX43后续开展大规模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复宏汉霖执行董事兼CEO朱俊博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HLX43已披露170例患者的临床数据，其中针对EGFR野生型非鳞状NSCLC患者等的疗效数据已形成扎实证据，为推进三期临床提供了关键指引。基于此，公司计划启动8项肺癌三期临床研究，覆盖两个一线、四个二线及两个三线治疗场景。
上海市肺科医院苏春霞教授也在“2025国际肺癌前沿及创新论坛”上表示，晚期NSCLC已全面迈入免疫治疗时代，对于驱动基因阴性患者，以PD-L1表达为核心的分层治疗模式已确立为一线标准。为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免疫联合ADC、双特异性抗体及新靶点药物等创新疗法正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未来应用仍需大规模临床验证与精准生物标志物的保驾护航。而面对免疫耐药这一临床困境，苏教授强调，未来必须基于对耐药机制的深刻洞见，设计精准的联合策略以逆转免疫抑制微环境，为后线患者赢得新的生机。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综合癌症中心Jonathan W.Riess教授进一步剖析指出，“免疫耐药可分为原发性（或先天性）耐药和继发性（或获得性）耐药，且均可由宿主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介导，其背后机制复杂。当前，临床克服耐药的策略正多点开花，双特异性抗体、ADCs、T细胞衔接器、过继性细胞疗法、肿瘤疫苗等探索层出不穷。以抗PD-ADC HLX43为例，其有望显著提高免疫或靶向难治NSCLC患者的抗肿瘤敏感性，为‘冷’肿瘤或难治性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而随着PD-1联用ADC的疗效被反复验证后，“双抗/多抗+ADC”也成为新的竞争焦点。如荣昌生物正推进CLDN18.2 ADC（RC118）联合PD-1/VEGF双抗（RC148）的研究，用于CLDN18.2阳性的胃食管癌患者，初步数据显示出可观的缓解率与PFS改善趋势。辉瑞在收购三生制药PD-1/VEGF双抗SSGJ-707后，其肿瘤中心主任明确表示将探索该双抗与ADC的联合应用。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PD-1后时代，下一代IO+下一代ADC将成为肿瘤领域的制高点，预期也会成为MNC（跨国药企）在肿瘤领域的BD（商务拓展）重点，“下一代IO领域中，此前MNC探索多年但未出有效成果，当下需BD中国创新资产有如PD-1/VEGF，PD-1/IL2加速跟进。ADC领域中，MNC曾在Her2/Trop2探索中领先，当下开始BD引入中国的新兴靶点ADC和双抗ADC等。”
而关于BD合作策略，朱俊博士也提及，“合作伙伴需具备充足资金实力，且深度认可公司临床开发策略。”随着临床研究公布的数据确定性越高、越有优势，公司也越倾向于自主推进核心项目。他透露，目前大药企仍在持续“扫货”，公司不排除联合开发（co-development）HLX43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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